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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源隆”的四特酒年产量已经高达几十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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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为商汤所灭,建立商王朝的成汤深知三苗吴人的野心,于是派使臣出使吴城,希望能永世修好。吴人恨在夏朝,应该说是商汤为三苗吴人报仇了雪恨,于是吴人在商汤仁义的感召下甘愿成为商的方国(臣服于商王朝的国家或部落)。根据考证,今天的吴城遗址可能就是当年的方国都城。

  和商朝的睦邻友好让吴人再次得到了和平的田园生活。这次吴人将自己的四特美酒献给商王,不是要诅咒商汤的后人亡国,而是心甘情愿对商王朝仁义的臣服。

  四特美酒献给商汤之后,很快被商贵族追捧,吴城的四特美酒很快供不应求,于是吴人的方国都城——吴城被商贵族誉为“酒都”。从吴城遗址出土的觚、尊、爵、斝等多种酒器来看,吴人当时的酿酒技术已经十分娴熟,酒都并非徒有虚名。

  “臣”是商朝管理王室各项具体事务的官员,有百工之长的司工,掌粮食收藏的啬,掌畜牧的牧正,掌狩猎的兽正,掌酿酒的酒正等等。从吴城遗址发现的“臣”字陶片或许正是商朝酒正“臣”子在吴地酒都取酒时留下的痕迹;或许这个“臣”字也印证了吴人甘心称臣商王朝的宽阔胸怀。

  从今天吴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吴城的青铜器具有自己独立的文化风格,但是也受到商文化的影响。今天这些锈迹斑斑的青铜,完全见证了吴城作为酒都和商王朝千丝万缕的历史史实。

  历史的脚步不断向前,人类总是用新的发展覆盖过去的陈迹。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通过“牧野之战”大败商军,逼得商纣而亡,青铜时代的商朝被另一个强大的王朝——周所取代。

  此时的“四特酒”已不仅仅是吴城或樟树的四特酒,“酒都”名声的传播,产量的增加,使“四特酒”开始走向更为广大的区域。到了东周,即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樟树范围一半属于吴土一半属越土,而“四特酒”随着这些不同分封国所统领的范围而越传越广,随吴入江浙,随越入闽粤,随楚入两湖。

  各国势力在争夺鄱赣流域的此涨彼消中,为酒成仇,“酒都”吴城成为各国争抢的宝地,“四特酒”与“酒都”之名也深深的植入江南各地的文化当中。

  到了战国时期,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实力最为强大,将“酒都”吴城极其周边地区据为己有,并令吴城常年进奉“四特酒”供楚国贵族阶级享用,“四特酒”遂成为楚国的国酒,楚国上层社会奢华风雅的饮酒礼仪给“四特酒”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独特风格的舞台,同时也在促使“四特酒”不断向前发展。

  屈原年轻时作为战国末期楚国贵族的一员,也时时沉醉于“四特”的酒香之中,抒发着自己希冀美好楚国永远强大的情怀。在《楚辞》的《招魂》篇中,屈原描述贵族宴饮四特酒时的场景,就以一句“挫糟冻饮,酎(zhou,重酿酒)清凉些;华酌既陈,有琼浆些。”表述楚国贵族们饮“四特酒”时心醉神怡的风雅和情怀。

  公元前221年,秦国第一次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国家。秦在吴地即樟树境内正式设立了新淦县。

  汉朝为巩固封建制度,在樟树先后设立新淦县、新城县、宜春县、建城县、汉平县,此时樟树普通百姓的私有财产增加,生活条件有了一定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四特酒”冲破了贵族阶层独享的局面,开始走向民间。

  东汉时期,樟树境内的贵族们使用的酒具是玉器、瓷器,而普通老百姓则普遍采用价格低廉的陶制酒具,“双耳陶杯”是这个时期樟树百姓饮酒的主要酒具之一,代表了当时樟树民间酒文化的兴起。

  “双耳陶杯”采用当地的红土烧制而成,表面覆釉。其形状扁平,成椭圆型,长边两侧各有一耳型手柄。双手拿杯一饮而尽是当时喝酒的方法,体现了古人豪爽的酒风。民间的酒具材质普通,外形简单,缺少了贵族酒具的精美,却更体现了一种实用性,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有机地融为一体。

  享受到了美酒的香醇,普通百姓生活的改变也促使他们开始更多地追求精神的安慰和寄托,神与仙是古人精神寄托的主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之下,以“炼丹成仙”为主要内容的道教开始创立并迅速在全国发展起来。

  张道陵是道教的创始人,原名张陵,字辅汉,是大汉王朝重臣张良的八世孙,东汉沛国丰县人。本来是太学书生,生性好学,博采五经,七岁时即能通《道德经》,天文地理无不知晓,长为博学之士。后弃官悟道,创立道教,俗称“五斗米教”。张道陵升天之后被封为正一真人三天法师,统御六虚,被后世人尊称为“张天师”。

  在成仙之前,张道陵曾遍访天下名山,苦觅得道之法。后来到有“酒都”之称的樟树,禁不住四特美酒的诱惑,在阁皂山下大醉三日,酒醒之后感觉华盖通明,神清气爽,顿悟“道、天、地、王(人)”的道教“四大”精髓。此后,张道陵在龙虎山筑庐而居,以在樟树醉饮四特所悟道法,潜心修炼,最终羽化成仙。

  张天师因醉饮四特顿悟得道结缘四特酒,此后道教中又有一传奇人物葛玄也因为四特酒与樟树结下了不解之缘。

  葛玄,字孝先,东汉末年至三国时吴国丹阳人。出身宦族名门,生而秀颖,性识英明。自幼好学,经传子史,无不博览,十五六岁名震江左,性喜老、庄之说,不愿仕进。十多岁时,俱失怙恃,深感人生无常,乃发心学道。最后终得修炼成仙,被封为“太极仙翁”,世称“葛仙翁”。

  葛玄炼丹的一项重要方法就是“以酒合药”,因此,他遍访名山大川寻找炼丹之所,来到有“酒都”美誉的樟树后,葛玄立刻就被醇香四溢的四特酒吸引了,当其再看到仙气缥缈的阁皂山时,葛玄决定在阁皂山下凿丹井,建洗药池,潜心炼丹修道。

  据当地传说,葛玄法力深厚,来阁皂山前能够“刺树出水”,到阁皂山修炼数年之后,葛玄最后得道“刺树出酒”,用从树上流淌下来的和四特同宗的美酒做为炼丹、合药之用。

  葛仙翁亦在阁皂山开坛收徒,由此其以四特酒炼丹、合药的方法也流传开去。随着道教的发展,葛仙翁的弟子遍布中国各地,四特酒的名声也愈传愈远。葛仙翁在阁皂山以酒合药,不仅让四特酒名声远播,还带动了当地药材业的发展。樟树作为中国“药都”的基础正是奠定于此。从此,四特酒与道教、中药结下不解之缘,“仙酒”亦成为四特酒获得“酒都”称号后又一个独有的荣耀。

  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化,离不开酒,中国文化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酒香。诗、酒、文人,三者相依,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道独特景观。爱酒成痴、被后人尊称为“酒圣”的大诗人陶渊明便是这道文化景观中的一个典范。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谥靖节,别号五柳先生,祖籍宜春,生于南北朝的战乱时期。眼看朝政日非,“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在彭泽县令的位子上只呆了一个月便辞官归隐。

  陶渊明就隐居在距离樟树不足百里之地的南山脚下。“童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这就是他辞官归隐之时的心情写照。

  樟树秀美的山水和闲适的生活给陶渊明以诗的内涵,而樟树盛产的四特酒让嗜酒如命的陶渊明才思喷涌。陶渊明这样描述自己写诗时的情景:“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在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他写道:“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即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回乡归隐的岁月里,陶渊明写下了大量的诗篇,其中尤以写酒的诗最多。生当乱世,怀才不遇,又有什么能够比美酒更能一解心中的郁结呢?而盛产名酒四特的樟树,更是给了陶渊明一个安顿心灵的绝佳之处。真不知道是美酒造就了诗人,还是诗人成就了美酒。

  陶渊明曾作《饮酒》诗二十首,“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陶渊明也曾作《止酒》。“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懽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名为止酒,却是“止酒情无喜”。酒终归是止不了的!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这是陶渊明的《连雨独饮》。“心在复何言”,默默无语当中体会到的是化然物外的超脱,一切有如禅宗的拈花微笑。

  诗人借酒抒怀,透过这诗、这酒,我们仿佛依然能够与一千多年前的诗人对话,真切地感触到诗人的心灵与灵魂。

  唐朝,这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唐代的中国也是一个诗的国度,唐诗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峰。诗与酒就像一对恋人,在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结合得紧密了。

  不论是长亭送别,还是有朋远来;不论是月下徘徊,还是高楼夜宴;不论是寄怀抒志,还是孤帆羁旅;不论是吴宫燕市,还是大漠穷塞。都一样地少不了酒,也不能没有诗。

  诗与酒在诗人的身上汇合了:诗是诗人灵魂的独白;酒是诗人灵感的催化剂。酒、诗、诗人,在唐朝这个灿烂的时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为中国文化谱写了最为绚丽的一章。

  以酒都闻名的樟树不仅仅是一个能产美酒的地方,酒文化的熏陶,让樟树和四特酒在唐朝这个中国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唐元和九年(公元814年),著名诗人白居易就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在这里一住就是四年。在此期间,白居易尤其醉心于四特酒。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冬天,这年天气寒冷,有人给白居易送来一坛四特新酒。白居易于是给好友刘十九写了一首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作为请柬。白居易的后人便在“酒都”樟树之旁定居下来,繁衍生息。至今,这些白氏后人仍居住在樟树的东乡县黎圩镇侯桥村。

  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另外一个大文豪、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之一韩愈也来到了江西,就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韩愈是好酒之人,曾有“有酒不饮奈明何”的千古名句。

  韩愈在袁州刺史任上仅有短短九个月,但就在这九个月时间里,韩愈就为当地百姓做了两件大好事:一件是放奴婢,将抵债奴婢一律放回到父母身边,所欠债务一笔勾销,共解放奴婢732人;二是兴书院,重视文教,倡导务实文风,带动和培育了卢肇、易重、黄颇等一批学子。

  由于一心为民造福,韩愈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爱戴。在其卸任临走之时,百姓夹道相送,对于所送的礼物,韩愈一概谢绝,却唯独留下了一坛四特酒。此后,韩愈仍念念不忘袁州故旧,不忘四特酒,这便有了《酬马侍郎寄酒》这样的感怀之作。

  唐朝一代名相李德裕,在唐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也被贬至江西,任袁州长史。李德裕到了袁州之后,居住于城北的化成岩。李德裕经常在化成岩邀集本地的士子以饮酒赋诗为乐。化成岩附近有一块石头,名叫“醒酒石”,传说能够醒酒。尽欢之后,喝醉了的李德裕往往就躺在这醒酒石上,而不知东方之既白。

  郑谷,字守愚,今宜春市袁州区西门人,生于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他科举、仕途都颇为坎坷,先后十次应考,到40岁才金榜题名,而后又由于时局动荡,在官场上一直郁郁不得志。虽然仕途不顺,但是郑谷在诗文方面的成就却是非凡,《全唐诗》中就收录有他的325首。其中《鹧鸪》被誉为警绝,因此他亦被人称为“郑鹧鸪”。

  郑谷亦好酒,作为宜春人,尤其钟爱四特酒。有酒必然有诗,郑谷饮酒诗中,有“欹枕高眠日午春,酒酣睡足最闲身”、“ 春卧瓮边听酒熟,露吟庭际待花开”充满闲情逸致的句子,但经历的坎坷,使他的饮酒诗中更多的是类似“不嫌蚁酒冲愁肺,却忆渔蓑覆病身”、“潸然四顾难消遣,只有佯狂泥酒杯”这样感伤的句子。透过这些诗,我们仿佛看到酒入愁肠的诗人,胸中充满了壮志难酬的郁闷与无奈。

  在唐朝,不仅仅是文化的空前繁荣,酿酒技术上也出现了一些重大突破。在唐朝以前,酒的酿造一直延用酿造酒的古法,即将大米或糯米蒸熟,加粬发酵而成。在唐朝,酿酒业高度发达的“酒都”樟树首先出现了蒸馏法酿酒。与酿造酒相比,蒸馏法采用加热的办法酿酒,能提炼出更高纯度的酒,这样酿造出来的酒,酒度更高,香味更浓,而且勾兑的方式更为多样化,能调制出更有特点的酒。在唐朝后期,“四特土烧”(当地人叫“四特土烧”,其它地方亦称“清江土烧”)已见于典籍记载。“烧”为加热的意思,因此,使用蒸馏法加热酿造的酒被称为“烧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白酒。“四特土烧”的出现开创了中国白酒业崭新的历史。

  在樟树,由葛仙翁传下来的“以酒合药”的传统让药酒也成为樟树民间一绝。“药酒不可分”、“药与酒一体”已经成为樟树民间共同的观念。到了北宋时期,樟树的药材与酿酒共同发展,淳化三年(公元992年),樟树设“药市”。“酒都”、“药市”交相辉映,樟树经济盛极一时。南宋诗人宋远写诗追忆当时情景“更与谁题诗药市,沽酒新丰。”

  唐朝发明的蒸馏酿酒法,到了北宋时期开始逐步取代传统的酿造法。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之后,统治区域限于江南一带,“四特土烧”作为江南烧酒鼻祖,迅速推广到江南的广大区域。

  朱熹,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他总结了北宋以来理学的所有成就,并由此创立了“闽学”学派,成为理学之集大成者。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地方官。此后曾先后两次来到阁皂山道德宫讲学。讲学之余,樟树的四特土烧也助朱熹留下了不少诗作。阁皂山鸣水桥处至今留有朱熹的对联“水流激石如飞雪,树影连山欲化云。”另外一首七律《题崇真宫》是朱熹讲学完毕,酒别阁皂山时所做。诗曰:“蹬道千寻风满林,洞门无锁下秋阴。紫台风去无关远,丹井龙归地轴深。野老寻真混有意,道人谢客亦何心。一尊底处酬佳节,俯仰山林慨古今。”

  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诗人陆游来到抚州(今江西临川)任江南西路平茶盐公事。在抚州,陆游喝到了来自樟树(当时称清江)的四特土烧。喝完之后,诗人大为赞叹,“名酒来清江,嫩色如新鹅。”虽未亲临樟树,诗人的心早已随四特酒飞到了赣江边。

  南宋最后一个对四特酒念念不忘的诗人是生于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的文天祥。在任任赣州知州期间,面对奸臣当道、国之将亡的局面,文天祥忧心如焚。为了寻求心灵的解脱,文天祥多次到阁皂山游览。在阁皂山,崇真宫的孙道长成为了文天祥的知交。虽远离庙堂,但是心忧国事,二人常在阁皂山饮酒赋诗,以消胸中愁绪。阁皂山鸣水桥上的题字以及“鸣扬万壑,水击千岩”的对联,相传便是一次文天祥与孙道长对饮四特酒,酒后所写。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朝刚刚建立,朱元璋就在樟树设立了临江府。随着明朝统一全国,社会环境稳定之后,以“酒都”和“药市”闻名的樟树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到明宣德四年,樟树、临江两镇都成为当时全国33个课税重镇之一,并与景德镇、吴城镇、河口镇并称为江西四大名镇。

  此时的樟树“四特土烧”已经远销江南各地,高据着江南白酒的龙头位置。樟树四特土烧的蒸馏酿酒法,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水平。而此时,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对“四特土烧”的酿造技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位科学家就是写下了《天工开物》这部科学巨作的宋应星。

  通过虚心学习,宋应星了解了四特酒各个酿造环节的技术,并特别研究了四特酒酒粬的制造技术。以在樟树对酿酒技术的研究为基础,在《天工开物》中,宋应星专门写了一章《曲蘖》记述酒母、药用神曲及丹曲(红曲)所用原料、配比、制造技术及产品用途。

  《天工开物》使得四特土烧的酿造技术由樟树传播到了全国,对中国白酒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内许多白酒都因此借鉴了“四特土烧”的酿制技术。

  清朝时,樟树保持了明朝的建制,仍设临江府清江县。“酒都”、“药市”依然是樟树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当时樟树码头常常是千帆林立,江边老街的茶楼酒馆并相排列达十几里,且终年座无虚席。樟树的酿酒业不断壮大,镇内的酿酒作坊就已经达到十几家,全镇年产酒量高达200万至300万斤。

  但是一直到清末,传承了三千年的四特酒,仍然是樟树民间众多酒坊产品的统一叫法。虽然从整体上,樟树各家酒坊的四特酒风格基本一致,酒质也都属上品之列,但是难免有一些以次充好的产品对四特酒的声誉产生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正本清源的任务被一个叫做“娄源隆”的酒坊完成了。

  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叫做娄德清的小伙子,在当时樟树镇满洲街的一家“万成酒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勤奋刻苦,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四特土烧”的传统酿造技术。他又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决定要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来。于是,在积累了几年的经验满师之后,他凭借自己出色的技术能力,与陈源茂酒店合伙经营成立了一家“娄源隆”酒店。

  初期,“娄源隆”酒店采用“四特土烧”传统的小粬酿造蒸馏白酒的工艺,虽然酒质优于镇上其他酒店的酒,但是没有从根本上产生差别,因此,酒店的经营也没有太大的发展。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娄德清首先从传统四特酒酿造方法中挖掘,不断研究借鉴以前的酿酒法和其他酒家的酿酒法,进一步改进了制粬、发酵、蒸馏等工艺。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娄源隆的酒终于在整个樟树镇中脱颖而出。

  在娄德清的研制过程中,合作伙伴陈源茂酒店退出,他于是独立经营。凭借着新改进的优质四特酒,“娄源隆”的顾客越来越多,销路激增,“娄源隆”名声大振,一跃而成为樟树镇的酒业巨头。

  随着“娄源隆”的壮大,市场上开始出现了一些冒充“娄源隆”名号出售的四特酒。为了与这些假冒产品区别开来,娄德清便在 “娄源隆”的四特酒酒坛上贴上了四个“特”字,表明这是真正纯正的“四特酒”,又表明此酒特别优质。

  从此,“娄源隆”成为了千年酒都樟树四特酒酿造的代表者。“娄源隆”的四特酒销路越来越好,业务迅速扩展到江南各省,成为江南首屈一指的卖酒大商号,并在南昌、湖南、湖北、福建、浙江等地设了十多家分店。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娄源隆”的四特酒年产量已经高达几十万斤。

  经过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和八年的抗日战争,娄源隆的销量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到建国前,市场范围基本上收缩到了江西省内,但是四特酒的独特酿造工艺仍然保存了下来。

  1952年,为挖掘和恢复传统名产四特酒,樟树市国营烟酒专卖公司成立,对“娄源隆”实行赎买政策,筹建了樟树酒厂,开始重新发掘、研制和扩大四特酒的生产。

  创业初期的条件是艰苦的,物资匮乏、设备简陋,几位创业者在艰难中创造着奇迹。1958年,几位师傅酿成了完全符合传统风味和质量的四特酒。1959年,开始投入大量生产,达到年产四特酒100吨的能力。

  为了进一步提高酒的质量和改善酒的口味,20世纪60年代,厂里委派几位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对四特酒的酿造工艺进行了进一步改良,在保持传统技术特点的基础上,又创造了一些新工艺,最终形成了四特酒独有的白酒酿造工艺:以整粒大米为原料固体发酵,麦麸、面粉加酒糟做大粬,使用红条石做酒窖。 ――酿酒古法起源于此

  江西地域的悠远酒史:吴城地域正是上古时代传说中仪狄所在的区域。东汉《说文》有“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陶渊明《集述酒诗序》有“仪狄造酒,杜康润色之。”的描述,证明江西地区是中国酒的起源地。

  樟树地区3500年史迹吴城、筑卫城遗址的出土器物(陶豆、壶、鬶等酒器)可作为江西地区酒文化发达的证据。

  《礼记·乡饮酒义》记述了华夏先民的敬老之礼,以酒为仪,以豆为器:“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

  《旧唐书》卷一零五、《书》卷一三四载:唐玄宗天宝二年(743年),凿运河至长安,江南漕船三百艘满载各郡名产进献,皇帝诏群臣临观,豫章郡船载江西名酒贡奉。皇帝叹曰“万代之利”。

  《书·王仲舒传》:“江西傕酒利多他州十八”,江西酒产量远高于全国各地。

  《文献通考·征榷考》:元世祖时江西每年酒课11万7千锭,全国酒课468554锭,江西几占1/4,江西白酒成为天下第一。

  《天工开物》之《乃粒》、《曲糵》、《陶埏》篇记载樟树地方制酒法,酿酒古法随《天工开物》的流传而名扬海内外。 四特酒以其独特的酿造工艺、优质的产品,不仅获得了伟人的赞誉,在市场上也有非常良好的表现,但是从建国初一直到1984年,四特酒始终在国家组织的白酒评比活动中未被提名。

  通过研究,四特人最终明白问题出在香型上。当时中国白酒界公认的白酒香型有五大类:清香型、酱香型、浓香型、米香型和兼香型。四特酒虽然品质优良、工艺独特,但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香型,而所有被评为国优的白酒都有自己独特的香型。

  四特首先找到了中国白酒界的泰斗、时任中国白酒协会副会长的沈怡芳。1987年4月,沈怡芳特意品尝了四特酒。经望、闻、品之后,沈怡芳认为四特酒确是好酒,但对四特酒到底应该属于什么香型也颇感迷惘。

  虽然沈老先生一时也难下结论,但由此勾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四特酒的香型问题不仅为四特人所关注,也成为沈怡芳关注的一个问题。

  1988年1月26日,沈怡芳亲自来到四特酒厂进行了考察。通过察看四特酒生产车间和与技术人员的交流,沈怡芳对四特酒独特的酿造工艺有了深刻了解了。对这次考察,严谨的沈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四特酒既不像浓香型,也不像酱香型,清香、米香都不像,是个‘四不像’的酒。所以,应该考虑其他香型。但该定什么香型,现在还定不下来。”

  1988年3月8日,四特北京召开了四特酒质量汇报会。沈怡芳在会上首先系统介绍了自己在四特酒厂实地考察的情况。然后,到会专家对四特酒从色、香、味、型各个方面进行了品评。对四特酒的香型,专家们争议颇多。有的认为:四特酒清香、优雅,可以名之为优雅型;有的认为:应该叫清雅型;还有的认为:四特酒产于江西,干脆就叫赣型。最后,中国首席白酒专家周恒刚先生提议道:“叫特型最好,四特酒就是特嘛。”周恒刚的提议,获得了到场大多数专家的初步认同。

  1988年4月26日,周恒刚、沈怡芳、曹述舜、于树民、金凤兰、金佩璋、陶家驰等全国知名白酒专家齐聚四特酒厂,对四特酒的香型进行确认。经过3天的实地考察,在同年4月29日召开的“四特酒风格研讨会”上,专家们最终做出了四特酒香型的结论:四特酒的香型就是“特型”。同时,专家们还总结了这种香型的风格:“整粒大米为原料,大粬面麸加酒糟,红褚条石垒酒窖,三香俱备犹不靠。”

  对四特酒“特香型”的认定,确定了四特酒在中国白酒行业的独特地位,推动了四特酒在新时期的发展。 【酒中佳品,味道独特】----同志在樟树考察时高度评价四特酒